文/胡业昌
我曾分别接到著名作家王林先生的儿子王端阳、女婿杨福增打来的电话，他们说正在整理王林先生生前日记。这引起我很大兴趣，因为王林1947年时任冀中区文建会主任，这一年冀中区委组建了土改工作团，王林曾参与了安平县的土改领导工作，还兼任黄城片区的土改工作队长，在这一时期他和弓仲韬有着一段较为密切的接触。弓仲韬就是黄城区台城村人，1923年3月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是年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——台城特别支部。我正在研究这段历史，所以，有关这方面的史料对我来说都是很珍贵的。我请他们查找一下王林日记中的有关文字记载，杨福增很快把找到王林先生的有关日记转发到了我的邮箱里。2023年7月1日，王端阳给我寄来了有“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”编定的“当代民间史料丛刊”之一的1946-1948年《王林日记》，这让我如获至宝，因为这些涉及到弓仲韬的一些文字很真实，所以很珍贵，现照录如下：
王林1947年6月9日日记
昨夜晚饭后文协小组开会，大家把积存在心中多日的很多意见、成见、流言、广播都一气说了出来，倒是很好。流言中这一条真叫我当时听到后沉不住气了，说我那毛大氅是搞土改时弄的胜利果实。说我虚伪，明是弄的老百姓的，而故意说是学生时代自己的。方纪同志即联系到说我脾气不好，也可能是假装的，借以吓人、抖架子。这传言我说明不是孙犁即是李黑说的，方纪说不是孙犁说的，未说不是李说的。可见这是李黑的政治攻势。这来源离不了从辽城起根。那大衣是我参加黄城土改后从存放在刘桂欣家取出的，在车上时张根生即疑为黄城的，所以后来他与县长到黄城各人弄了一件。我这件大衣在北平时有黄敬、周小舟等人见过，可证明。我在黄城可说一个小钱的事也没有敢动过……
◆王林
王林1947年9月26日日记
又记：
弓仲韬来县，说贫民小组代表多数不好，甚为气愤不平。说很多因私欲不达，村干严守制度不达到他们私欲而恨村干。如荣军很多不是真正打仗而成荣军的。
弓仲韬正义感甚大，但他的知识离不开村治安员弓春生。弓春生坚持“五一”有功，但脱离群众甚。工作团（县区干部）劝群众叫他参加贫民组，贫民不干。县调他到区委受训，弓（弓仲韬）疑以为是被挤去。
抗属因慰问团来而欲望无限，要砖而村干未满足，抗属不满，今天报复。村长杨栓办公时间短，工作作风圆滑，得罪人少，所以在贫民组中印象倒好。而工作时间长的春生则群众反倒差。动员兵老干部也得罪人多。弓仲韬结果愤愤然走了。
王林1947年9月30日日记
弓仲韬十二年正月入党……党：弓凤洲；团：卓之。因个人与村长矛盾，发展到反贪污查账。十四年组织青年会要求增粮，由三合增到一升每亩。地主、富农企图雇外村花子看地，因本村贫民反对不得逞。十五年，三联县委韩仲联家，成立农民协会与工会。十四年领导二十亩以下者抗差，失败。民三、六、十二年大水，华洋义赈信用合作社到村投资，二十亩作抵押可借三百元，年息四厘，号召群众反对。十五年夏季弓璜（仲韬长女，在北平温泉中学入团）回村成立C.Y妇女部，发展姊妹团，又成立儿童团。工会雇工增资斗争，由每年30-40增到40-50，后又增到50-70。十七年又争到每年增一个白布，两对鞋。十六年在仲韬前院成立平民学校，是革命子弟学校。教员都是县委们，借以掩护。十四年又在弓家老祠开办工厂，联络革命军人，企图组织红军，响应北伐军。国民党势力到县后，将农民协会改为农林会，跨党分子急起分化。小范叛变后曾直来抓他们，机关还不在此。二十四年吴立人来找仲韬成立抗日救国会，另有两地主参加。吴留下钱二十元，也叫一地主花了。引起另一不满。后某知吴是C.P，是埋怨仲韬。
◆弓仲韬
这里我先把和这几篇日记有关的信息讲一下：上个世纪80年代初，我被调到北京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研究会工作。我去了后，为了尽快进入情况，吕正操司令员、程子华政委、杨成武司令员、高存信司令员等首长，亲自给我介绍了许多冀中抗战时的情况。我在每天要看大量资料的同时，首先对冀中的作家们进行了分别拜访，因为他们是亲身经历者，有著作，有记录，是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最有“真实记忆”的见证人。我先后拜访了孙犁、王林、徐光耀、梁斌、林呐、张文苑、张根生、赵勇田等诸多领导作家。因为谈的比较杂，所以会涉及到许多人，许多事，每次聊天前，我们都约定，不以具体人具体事写文章发表，以避免有不同看法引起争议。因此，聊天中他们都很放得开。和这些作家们的接触不是以采访为目的，而是以拜访学习的身份出现的。我心里想的是通过聊天：一是弄清冀中抗战史该怎么写？大量史料如何编辑更科学？二是听听这些作家由他们个人讲述的自己的抗战故事。真正在一起说起话来，天南地北，也就没什么主题了。我和王林聊过两次，时间都比较长。王林特别善谈，记忆力又好，语言也生动。这几篇日记里的事情有的他当时提到了，但说得都很简单。因为这些和我当时要完成的任务没有直接的关系，说到哪儿就算哪儿，我也没有往下细问。
关于第一篇日记中“毛大氅”事情，这件事王林是这样说的：他去安平时，带了一件在北京上学时买的银灰色的毛大氅，平常不舍得穿，存放在贫民刘桂欣家，土改时他取出来穿上了，很板正，很吸人眼球。那时八路军的衣服从南昌起义、到井冈山、到延安，都是这种银灰色。似乎这是革命颜色的代表，人们都很喜欢。王林穿上这件毛大氅，许多人很羡慕，县委书记张根生和县长就开玩笑说，你是拿的黄城土改的胜利果实吧，太好看了，我和县长也得弄一件。张根生就告诉黄城干部，照王林那个大氅样子，给我和县长一人做一件，做好后我们交钱。这个事许多人不知原委，有的人就添油加醋相互传播，越传话就越多了。
◆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内的李大钊与弓仲韬握手雕像。
人越是听不见，就越想了解外面的声音；人越是看不见，就越想知道外面的精彩，眼睛失明的弓仲韬也是这样。弓仲韬知道这件事情后，直接找到县委，当着张根生、方纪、王林的面，愤怒地指责说：你们霸占土改成果，人民和党是不允许的，王林的毛大氅，要查清楚，是公家的，一定得退回。张根生书记和县长你们做的那两件，必须把钱交出来。这是党性问题，一点不能含糊。后来方纪组织人员对王林的毛大氅一事进行了查证，证明是他自己过去买的。张根生和县长也及时把钱交到了黄城土改工作队。这件事情过后，人们都夸赞说：弓仲韬是个眼瞎心明，党性原则特别坚强的人。
弓仲韬就是这样的人！
1948年2月5日，王林日记：“……上午，同梁斌又到台城，弓仲韬一听是我们立刻说：‘我这屋里空气不好，你们赶快走开’。解释也不行。这可证明这是昨日在齐岩南处见的那个妇女赵容之。昨日赵给弓仲韬带信给齐。弓仲韬从地委回来听说我去了，没找他，他生气了。”可见，那时王林和弓仲韬的关系是很不错的。据王林讲，张根生、王林、孙犁、梁斌、方纪等当时都是认识弓仲韬的，人们都很尊重弓仲韬，但他们当时都忙于现实工作，创作的重点选项也基本是抗战题材，所以在这方面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。
安平县城1945年5月24日解放。解放得早，土改工作先行了一步。1946年9月，安平县的土改工作就全面展开了。王林、方纪都参与了安平的土改领导工作，王林还兼任着黄城片区土改工作队队长。
王林在黄城任土改工作队长这段日子里，和弓仲韬结下了很好的友情，并力所能及地给弓仲韬一些政治和生活关照，使弓仲韬感到了温暖和体贴。那时，因多年的艰苦经历和挫折，弓仲韬已把自己的故事埋在心底深处，不愿再向人们讲述。此时的弓仲韬非常落魄，双目失明，性情也变得有些暴躁，人们都在无意中和他有些疏远了。
◆晚年的弓仲韬和小女儿弓乃如。
全国抗战爆发后，1937年9月的一天，弓仲韬为了寻求革命，带着母亲、妻子李俊阁、妹妹弓翟芳、女儿弓乃如、侄子弓惠霆一家六口踏上了去延安的路程，到西安后因种种原因，在那里滞留了6年之久。世事变迁，到1943年秋天时，弓仲韬已是孤独一人，又眼瞎多病，生活相当艰难。他向朋友倾诉希望能返回故乡。朋友们知道他的想法后，互相商量了一下，确定一程连着一程，接力把弓仲韬从西安送回故乡安平。经过一段时间后朋友们终于把弓仲韬送回到了安平地面。在到达台城前，弓仲韬说，你们先别送我回老家，先把我送到深县唐奉眼科医院就行了，我要把眼睛治好啊。在唐奉眼科医院，医生给他做了检查，说眼底和眼球组织结构都已坏死，已经无法治愈。人们这才把弓仲韬送回了台城村。村里人看到他，想到他离家时是富家子弟，年轻有为，体壮如牛。如今再见，已是面黄肌瘦，皮包骨头，人样都变形了。人们不知怎样安慰他，只是背过脸去暗下流泪。六年前，他带着母亲、妻子、大妹、侄儿、女儿，一家六口从这里向着延安出发，心里装着的是太阳。路上钱财被土匪抢去，到了西安，举目无亲，生活很快出现了困难，首先是母亲、大妹和侄儿不得已从这里分手去了重庆。分手那天，一家人哭哭啼啼，难分难舍。女儿为了寻找去延安的路径，东奔西跑，一天都没消停过。后来妻子病了没钱治疗，妻子去世时连一口薄棺都买不起，是用一张旧席片卷了遗体就地埋葬的。自己出去打工，因宣传革命思想，被狠心的工厂主害瞎了双眼，这些年，在艰难的生存中他受尽了百般侮辱。六年中多少艰辛，多少苦难，多少次生命都差一点走到了死亡边沿。六年后走回老院，眼前一片漆黑，家人已是七零八落。在大门口，他不让送他的人扶他，他摸着大门倒在了地上，一下一下爬进了院子里，然后他拍着院子里的土地，大哭了一场，那声音附近许多人家都听到了。
弓仲韬一直想把眼睛治好，好多为党为人民做些工作。他求王林给他想想办法。为此，王林还专门去了深县唐奉眼科医院、邢台眼科医院等地，但终因已无治愈可能，各医院都表示回天乏术。
王林是1930年入党的老党员，一路走来，他知道革命斗争的艰难，风雨洗礼的无情和痛苦，因此他从内心里对弓仲韬表示了极大的尊重。有一天，王林买了一只烧鸡，和一些青菜，并带着大米到弓仲韬家里，亲手给他做了一顿饭。吃饭时，弓仲韬从兜里掏出一张纸铺在小桌上，吃完饭后，他用手把纸摸了一遍，把掉的饭粒和菜屑一点一点捡起来送到了自己嘴里。王林感叹说：你这哪像富人家的少公子，你这是百分之百的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共产党人啊。
王林在黄城担任土改工作队长期间，每每听到弓仲韬反映情况和问题，都及时亲自到台城去处理。他多次告诉台城村长杨栓要对弓仲韬适当照顾一些，他是老党员了，现在又眼瞎耳聋，我们不能让这样一个老同志受委屈，受欺负。弓仲韬反映村治安员弓春生性情耿直，得罪了不少人，贫民组不让他参加。王林就找弓春生谈话，帮助他改进工作方法，并适时调他参加区里组织的学习班。
王林在日记中赞叹：“弓仲韬正义感甚大。”弓仲韬看问题，说事情，都是以党性为尺度，为标准的。王林曾说，弓仲韬的坚强党性是值得我们很好学习的。
王林1947年9月30日的日记，记述了弓仲韬给他谈到的入党时间是“弓仲韬十二年正月入党”，这个十二年是指民国十二年，1923年。此时弓仲韬在北京北沙滩一所小学当老师，这个地方离红楼北大图书馆很近，他经常和李大钊见面。弓仲韬告诉王林说，他入党是正月十五，在李大钊家里，李大钊向他宣布后，给他谈了一些注意事项，让他尽快回家乡农村去培养发展党员，建立党的基层组织。那一天，在李大钊家吃的饭，李大钊买的汤圆，煮了一大锅。吃完饭李大钊送出弓仲韬的同时，告诉弓仲韬，“我一会儿就出发了”。这是王林谈到的弓仲韬的记忆。我查了一下，民国十二年正月十五，是1923年3月2日，这一点和现在的档案资料以及各种回忆是大体一致的。王洁主编，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《李大钊北京十年——事件篇》一书第142页明确记载“1923年3月李大钊介绍弓仲韬入党”。如果具体到正月十五、1923年3月2日这个时间点李大钊介绍弓仲韬入党是否合乎历史事实？
以此为时间中心点，我们查找了有关史料：
当时的情况是：1923年2月发生了震动全国的“二七惨案”，之后，当时的北京政府发布了对李大钊、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的通缉令，这一段时间李大钊多数时间不在北京，而是在上海。
查到的3月2日之前的消息是：1923年2月初李大钊离京赴武汉讲学。2月4日下午7时至9时，应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之邀，在寒假演讲会上，发表题为“现在世界四种妇女运动之潮流及性质并中国妇女进行之方法”的演讲。
查到的3月2日之后的消息是：1923年3月5日，《时事新报》刊登《北京大学旅沪同学会启示》，通知旅沪北京大学同仁的地址，其中有陈独秀、徐新六、李大钊、顾颉刚、叶圣陶等。所载李大钊的地址是：法界环龙路44号张春木转。我查了一下，这个地址是《新青年》编辑部，张春木是张太雷的化名。
“1923年3月30日，马林（亨得利克斯·斯内夫利特）在李大钊家里召开会议，讨论党内的一些工作问题，张太雷等人参加。”
由此推算，李大钊在3月2日回了一趟北京处理有关事情是可信的。
关于弓仲韬入党问题的史料，还有一件遗憾的事情记述在这里。1984年12月，我正在编辑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十二期，吕正操司令员交给我一篇稿子：《党在安平县的战斗历程纪要》，作者：李子寿、张志洪、边志良，让我在十二期发表，并告诉我，李运昌司令员有一份手写稿，说的是李大钊亲口给他讲过弓仲韬、李锡九的入党情况。吕司令说，他看过这篇手写稿子，让我和李子寿联系，找到这篇稿子并在这一期上同时发表。我几次和李子寿联系，他也没能及时找到这份手写稿。我向吕司令请示后，在这篇文章后加了一条注释：“①根据李运昌同志的回忆录，李锡九、弓仲韬两同志系由李大钊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。”
我查看了一些史料后确信，李运昌是李大钊生前很信任的人。李大钊曾想让李运昌回家乡在农村建立党组织，因此，他当时和李运昌谈到李锡九、弓仲韬的入党并在农村建立党组织的情况是很正常的。但为什么在法律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的42万字的《李运昌回忆录》一书中又没有这件事情的记载呢？原因可能是涉及到李锡九的党员身份没有公开的原因。李锡九1922年2月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党给他的任务是在国民党内做我党的统战工作，暂且不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。直至解放后很多年他都是以国民党员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，参加各种会议。
◆弓仲韬
直到1980年12月《周恩来选集》编辑出版时，根据邓颖超提议说，我们应该还李锡九同志的共产党员身份了，由此才在《周恩来选集》注释第134条中公开了这一信息。这条注释原文是：“李永声（一八七二—一九五二），又名李锡九。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……一九二四年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会后参加筹建和领导国民党直隶省党部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。”由此可知，李锡九的党员身份多年来一直没有公开。因为李锡九和弓仲韬都是安平人，都是李大钊介绍入党。
因为这篇文章是因王林同志的几篇日记引起的，在这里我把王林同志的情况做个简要介绍：
王林是河北省衡水县大柳林村人，1930年春，他在北平今是中学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曾因发动同学举行罢课，反对国民党军阀混战，一度被警察局逮捕拘留，因无所谓“赤化”证据，后被取保释放。是年秋，他考入青岛大学外文系，冬季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任该校地下党支部书记，在此时，他介绍黄敬同志加入了共产党。1932年夏，因领导同学进行民主爱国罢课斗争，被国民党当局开除学籍，遭警察局密探抓捕，他跳楼逃往上海，参加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。1933年春，他受党的派遣，到南京国民党通信部队，做兵运工作。后转往西安，在东北军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，亲历了西安事变。卢沟桥事变后，王林回到家乡衡水县，联络一批有爱国思想的小学教员和青年学生组织起一支300多人的抗日游击队。后王林到冀中留在了人民自卫军政治部，任政治部宣传队负责人、火线剧社社长。期间，他创作了许多文艺作品。发起过冀中区“抗战八年写作运动”，主编了《冀中一日》。1942年日寇对冀中发动残酷的“五一大扫荡”，他坚决向领导要求留在敌后，坚持斗争，恳切地表示了无畏的誓言：“冀中最后留下一个干部，那就是王林！最后剩下一个老百姓，那也是王林！日本鬼子要搞‘三光’，只要王林活着，冀中就不能算‘光’！”后来，经负责组织干部工作的冀中区党委常委周小舟同志批准，王林作为例外留了下来。在那样残酷的环境里，他时时刻刻准备着牺牲。因为，敌人的碉堡如林，汽车路、封锁沟密如蜘蛛网，随时随地都可能与敌人遭遇。王林像准备遗嘱一样，蹲在堡垒户的地道里，开始了《腹地》的写作。敌人枪声不断从四野传来。王林今天转到这村，明天转到那村，写完一叠稿纸，他就坚壁在地道里。这种写作是极其艰难的。《腹地》的写作过程，是值得纪念的。孙犁同志曾称赞它：“这是对冀中人民的一首庄严丰富的颂歌”，“这是一幅伟大的民族苦难图”，“写下一个伟大时代的风习，是本书的生命根源”。
王林生前曾任天津市总工会文教部长，河北省文联副主席，天津市文联党组副书记，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。他创作出版的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幽僻的陈庄》《腹地》《站起来的人民》《一二·九进行曲》《叱咤风云》等，他创作的中篇小说有《夜明珠》《五台山下》《女村长》等，他创作的短篇小说《十八匹战马》被人们称为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典作品。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七卷本《王林文集》。吕正操司令员高度赞扬王林是“冀中的活地图，是冀中人民的儿子”。
王林是个有心人，他和弓仲韬的一段交往，留下了几篇有关日记，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弓仲韬是个党性原则十分坚强的人，我们在学习弓仲韬的同时，也要感谢王林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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